擁抱自身文化價值,同時應用西方的治療模式
- 吳祟欣 Beatrice Ng-Kessler
- Jul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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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報 心之旅程 2025年7月1日 吳崇欣 註冊臨床心理學家、認證資深基模治療師及督導

學習基模治療的過程中,內心有很多爭扎,因為很多基模的定義,都和我的成長背景有扺觸。我因而思考了很多,既從文化的角度反觀西方的治療方法,也從有效地應用基模治療於我國人身上思考。
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社會最基本分別的是,我們以關係來定義自己。維護關係的和諧,會自然地比個人主義社會成長的人來得重要,因為那是植根於我們內心的價值。以我最熟知的中國文化為例,如果我們讀「論語」,我們會讀到「父為子隱、子為父隱、直在其中矣。」直把父子之間的互相維護置於誠實之上。我們的傳統價值觀非常重視人際之間的關係維持,如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」,我們視社會階級為自然之事,每個角色互動都有應有的禮儀,而這個禮儀,很多時都被置於是非之上,所以學生指出老師的錯誤很難,因為那是有失禮儀的。
這樣的前設,基本上是鼓勵「屈從討好」和「情感壓抑」基模的,因為壓抑個人意願,以維護關係的和諧,是應有的禮儀。同時,我們的文化中,教授我們要「貢獻國家和社會」、歌頌「犠牲小我、完成大我」;同時,長幼有序,家庭傾向向年長的子女施加更多照顧弟妹、成為傍樣等壓力,這些統統都增加「自我犠牲」基模的傾向。
「孝」是個人主義社會所沒有的概念,「孝」包含了服從、尊敬、令父母能引以為榮等,是以父母視角出發,子女被理所當然地要求滿足父母的期望,而且應當「和顏悅色」地對待父母,一己的成就能為整個家族添加榮耀,一己的過錯也能令家人蒙羞,這些都是集體主義社會的普遍意識。以基模治療的定義來說,這些價值觀,基本上就吻合「糾纏不清」基模。
不少父母與老師都有個潛意識的假設,如果孩子做錯事,管教他必須令他難受,甚至羞愧,才會有有效。所以很多管教語言,都包括「你知不知醜字點寫?」「你失禮人呀。」這樣的說話,更遑論施以懲罰的傾向。我們的文化懲罰性較很多西方個人主義社會為高,也可能促進了「高懲罰性」基模。
這說明了,基模治療中指出的「健康成人模式」,在集體主義社會的呈現將有所不同。故我把這個模式翻譯為「情理兼備的成人」,因為我們必須兼顧到「情」的部份。這個模式,在傳統基模治療當中,意謂能夠感知自己的感受及需要,能有效地滿足自己的需求。這必然牽涉到個人能透過表達自己的感受和需求、或拒絕別人,以保持健康的界限。對於成長於集體主義社會的我們來說,由於我們以關係來定義自己,故滿足自己的需求本身,也無可避免地牽涉到滿足某些人、某些關係的需求。
換句話說,我們的「自主」需求和「與人連結」需求有所抵觸。我們有時必須願意犠牲部份的連結需求,才能獲得自主。
舉例說,父母期待子女成材,可能想他們成為專業人士,當醫生律師,但子女的興趣在藝術,父母可能會感到難以連結志當藝術家的子女,子女難免有未能滿足父母期待的內疚感,而在爭取自主空間過程,必須先接受「與父母連結」及「獲得父母認同」上的缺失。
所以,當個「情理兼備的成人」,在這個文化底下並不簡單。因為當中涉及取捨。在我與個案工作的過程中,我學會了,我需要和個案一起,好好接納必須「捨」的部份,好好悲傷,學習自我慈愛(self-compassion),以化解當個「情理兼備的成人」可能難免的內疚或羞愧。
同時,在與中國個案工作的過程中,相比個人主義社會成長的個案,我需要更有耐心去下列的工作:
第一,以不加批判的心和個案建立關係,以解決治療師被自動當做權威的文化背景。無論治療師有多溫暖,個案也有可能因為傳統價值而視治療師為權威,因而未必敢完全流露自己,特別是當個案的想法和治療師有偏差時,個案都可能因為害怕不被權威認可、或者想討好權威,而不能完全流露真實的想法和感受。
第二, 很多我國個案都有不同程度的「情感壓抑」或「經驗逃避」傾向,為協助他們感知和接納自己的感受,治療師必須為個案作好準備,才能使用體驗式介入,否則很容易把個案嚇跑。那也是我開始提供培訓予世界各地的基模治療師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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